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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某一机关的任何抵制都不是在该机关范围内进行的斗争，而是反对该机关的产生，或者说得广一点，是反对该机关变为现实的斗争。所以，谁要像普列汉诺夫及其他许多孟什维克那样，以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利用代表机关这种空泛的论断来反对抵制，那就只能暴露出他们的可笑的学理主义。这样来谈论问题，无异于再三重复无可争辩的真理以回避所争论的问题的实质。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利用代表机关，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能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定条件下只能赞成在某个机关的范围内进行的斗争，而不能赞成反对建立这个机关的斗争呢？不，得不出这样的结论，因为这种空泛的论断只有在不可能进行反对这类机关产生的斗争的情况下才适用。所以在抵制问题上争论的焦点就在于有没有可能来进行反对这类机关产生的斗争。

2、直接推翻或者至少削弱旧政权，由人民直接建立新的政权机关，这无疑是一条最直接的道路，它对人民最有利，但是也需要为之付出极大的力量。在力量占压倒优势时，用直接的正面攻击也能取得胜利。在力量不足时，就可能需要走迂回的道路，需要等待时机、曲折行进、实行退却等等。当然，君主立宪的道路一点也不排斥革命，这条道路也在间接地酝酿并发展革命的因素，不过这条道路要漫长一些，曲折一些。

3、历史通常都是循着曲折的道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善于重视历史的极其复杂奇特的曲折道路，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当历史本身提出是选择直接道路还是曲折道路这个问题让斗争着的各种力量去解决的时候，再三重复无可争辩的东西就丝毫无助于解决马克思主义者该怎么办的问题。在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刻或时期，用空谈历史通常的曲折性的办法来支吾搪塞，那就等于变成套中人，一门心思地去琢磨马吃燕麦这样一个人所共知的事情。而革命时期正好多半是这样的历史时期，即斗争着的各种社会力量的冲突要在相对短的时间内解决国家在一个相对说来很长的时期内是走直接发展道路还是走曲折发展道路的问题。重视曲折的道路是必要的，但这绝不排斥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群众的历史的决定关头善于向群众解释走直接道路的好处，应该善于帮助群众为选择直接的道路而斗争，善于提出这种斗争的口号等等。所以只有不可救药的庸人和非常愚蠢的学究才会在否定直接道路而确定曲折道路的决定性的历史性战斗结束以后，讥笑那些为直接道路斗争到底的人。

4、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曲折道路的态度，实际上同它对妥协的态度是一样的。历史的任何曲折转变都是妥协，是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彻底否定新事物的旧事物同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彻底推翻旧事物的新事物之间的妥协。马克思主义并不拒绝妥协，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利用妥协，但这决不排斥马克思主义作为活跃的经常起作用的历史力量去全力进行反对妥协的斗争。谁弄不明白这个似乎矛盾的道理，那他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

5、在回顾一场已经结束的斗争（至少直接形式的斗争已经结束）时，根据那个时期各种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标志和征兆，得出一个总的结论，自然是最容易不过了。斗争的结局一举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并且轻而易举地消除了一切怀疑。

6、对某一机关的抵制并不是在该机关的范围内进行的斗争，而是反对该机关产生的斗争。任何这样的机关只能从已经存在的即旧的政权中产生。这就是说，抵制是一种斗争手段，用来直接推翻旧政权，或者在冲击力量还不足以推翻旧政权时至少用来削弱这个政权，使它不能创立这个机关，不能利用这个机关。所以，抵制要获得成功，就需要同旧政权进行直接的斗争，需要举行反对旧政权的起义，需要在许多场合下让群众起来抗拒当局的命令（这种群众的抗拒是发动起义的条件之一）。抵制就是拒绝承认旧政权，当然不是口头上拒绝，而是行动上拒绝，也就是说，不是只表现在各组织的呼吁或口号上，而是表现在人民群众的某些运动上，如不断违反旧政权的法律，不断建立新的、非法的、但实际上存在的机关，等等，等等。这样，抵制同广泛的革命高潮之间的关系就很明显了：抵制是最坚决的斗争手段，它要否定的并不是某个机关的组织形式，而是该机关的存在本身。抵制是向旧政权的直接宣战，是向旧政权的直接攻击。没有广泛的革命高潮，没有到处越出旧的合法范围的群众骚动，就根本谈不上抵制的成功。

7、孟什维克（和帕尔乌斯）当初制定自己的策略时所根据的不是最广泛、最强大和最急剧的革命高潮这一事实，而是沙皇的向立宪君主制转变的诺言！难怪这类策略成了既可笑又可怜的机会主义。难怪孟什维克凡是谈到抵制时，总是竭力不去分析抵制布里根杜马这一革命中最重大的抵制经验。但是光承认孟什维克在革命策略上的这个也许是最大的错误是不够的。还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产生这个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不了解使革命高潮成为现实而使向立宪君主制转变成为空洞的警察式诺言的那种客观情况。孟什维克所以犯错误，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待问题主观上没有革命情绪，而是因为这些可怜的革命者思想上落后于客观革命形势。孟什维克犯错误的这两个原因是很容易混淆的，但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混淆这些原因就是不能容许的了。

8、这是不是说后来的这次转变就是最终的转变呢？是不是说革命已经结束而“立宪”时期已经来到了呢？是不是说等待新高潮、为新高潮作准备没有根据了呢？是不是说应该抛弃我们纲领的共和性质了呢？绝对不是。只有那些自由派庸人，例如我国那些一味以随手拈来的论据为奴颜婢膝的行为辩解的立宪民主党人，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能这样说。这只是说，为了全面维护我们的整个纲领和我们的全部革命观点，我们应该使直接的号召适合当前的客观形势。我们要宣传革命的必然性，经常不断并始终不渝地在各方面积聚燃料，为了这些目的而小心爱护和扶持我国革命最好时期的革命传统，肃清这个传统中的自由派寄生虫的影响，同时，我们也不要放弃在向君主立宪日常转变过程中进行日常工作。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些。我们应该为掀起新的广泛的高潮作准备，但是不问情况硬要提出抵制的口号，就没有任何根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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